民主會外望

從殖民地統治到利用民主政制去實踐「效益政府」

據說殖民地政府在香港的主要統治法則跟其他的英國殖民地是一樣的：以儘可能少的成本去延長儘可能長的英國的統治。

當我在 1955 年出生的時候 , 葛亮洪爵士是當時的香港港督。葛亮洪在 1949 年見證了國民政府的沒落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一群被「殖民地部」委任的總督亦隨著葛亮洪總督到港。1958 年﹐ 新加坡的最後一位總督柏立基爵士繼任葛亮洪成為香港總督。1964 年﹐香港由戴麟趾爵士接管，他目擊了在中國展開的文化大革命和香港1967年的血腥暴動。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就像是一個難民社區。很多人來香港是為了逃避貧窮和共產主義的政治壓迫。許多人只是利用香港作為到海外過較好生活的跳板。

麥理浩新興年代的出現
麥理浩爵士（1971-1982年任港督) 在香港作出了比較重要的改變。作為第一位被「外交部」委任的總督﹐他比所有前任「殖民地部」任命的總督更具有世界觀和自由主義。麥理浩年代可以被稱為香港的 「新興年代」。他的福利計劃安撫了部份引發 1967 年暴動的不滿。 華人亦開始在行政會議中出現。 他帶了麥理覺（香港民主促進會的一位創會成員）- 一位年輕和開放的官員 - 進入他的內閣。 ICAC（廉政公署）就是在麥理浩年代產生的。

第一代的香港政治家也在七十年代開始浮現。在英國人提供的架構下賺大錢的香港企業界大亨亦同時首次出現。1972 年﹐董浩雲原想將伊莉莎白皇后號改建成為一所海上學府的計劃,被一場燒了三天的神秘火災幻滅。董浩雲在不久之後去世，後來董建華（董浩雲的長子及現任香港行政長官）也接管了家族船運生意。

動盪的年代
當麥理浩爵士在 1982 年完成了他的任期時候,香港的前途問題已經浮現。1986 年在北京死於心臟病發作的尤德爵士,及後來的衛奕信爵士都是英國外交部能說普通話的中國專家。他們都專注於香港回歸中國的談判,而將香港的日常事務交給他們的布政司處理。

1989年天安門事件改變了香港前途的談判過程。「天安門」使中英在香港前途問題上的合作關係變成敵對關係。1992 年﹐距離香港回歸中國只有五年，卻出現了英國政府不滿「中國專家」向中國作出讓步的情況。衛奕信被召回，改由首位由政治任命的彭定康取代成為香港最後的一位港督。 香港在 1997 年回歸到中國，董建華出任成為第一屆特區行政長官。

忍耐的年代
香港在英國統治之下運作得好像不錯。 為什麼現在的香港好像是正在忍受著董先生的十年的統治？ 為什麼香港好像仍然是用殖民地的法則統治:以儘可能少「成本」去延長儘可能長的統治期？為什麼香港到達如此的差勁狀態？ 什麼引致中央政府在董建華出任第二任行政長官不久之前,派遣小組到香港向港人詢問對董建華的真正看法？什麼引起了總理朱鎔基說，「如果香港在中國統治之下比在英國統治之下做得比較差，我們 （中央政府）也有部份責任的」?

有些人馬上歸咎於英國人留下的「計時炸彈」,同時亦歸咎於亞洲的金融風暴。香港所面對的經濟轉型往往被視為是香港獨有的困難，就好像是英國，澳洲，美國，荷蘭及其他許多已發展了的世界經濟體系所沒有遇過的。

令我覺得，英國人比較有豐富的管理經驗。他們有大英帝國的傳統和一個有現代經驗的歐洲政府作後盾。 令我覺得麥理浩爵士對於香港是有遠見和策略的。他察覺到當時的缺點，而且嘗試改正在他之前由「殖民地部」委任的總督的錯誤。也許彭定康踏足香港之前已經有一個策略: 就是去完成英國在香港的統治上的光榮引退。

我們應該問的問題是: 董先生是否有一個治港的策略？如果他有這個策略，他是否已經向香港人把這「治港策略」表達得清清楚楚？

如何使香港與時並進
很多人對香港為什麼出現問題都有他們自己的論點。香港特區政府前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於2002 年9月3日出席香港民主促進會演說),也一定有她自己的見解！但任何曾經為中國老板打過工的人都會明白她與董合作上出現困難的原因:「和諧共處」在董建華政權中是首要及寶貴的,這也是她不能夠表達她的意見和冷靜及專業觀點的原因之一。從特區政府處理基本法 23條的方法來看，香港現時的領導人尚未明白忠誠的反對意見的重要性和怎樣利用比自己好的反對意見去改善政府的政策。

同樣地在大商家當中也有存在不滿。香港總商會主席鄭維志先生,在2002 年10月 28 日出席香港民主促進會演講時就不猶豫地指出香港擁有一個過大的公務員體制。在後來發表的文章中﹐他對於處理財政赤字,公務員薪酬水平及過剩的公務員也作出直接的評估; 鄭先生在香港總商會月刊所發表的文章中引述前通用電氣主席Jack Welch所說：「如果外面的轉變比率超越內部的轉變比率，那麼終結是不遠了。」

財政赤字，基本法第 23 條和失業只是香港面對的部份問題。香港看來未必能在未來四至五年間從經濟低迷中走出來。父蔭式的，及過度保守的處事方針並不是解決香港現時問題的正確方法。香港能否平穩過渡及躋身於第一世界就非要看我們的領導人的遠見和能力不可了,因為他們始終仍然壟斷推行改變現狀的權力。我們能否成功改革我們的醫療和醫療財政系統？我們能否推行競爭法例去幫助降低成本？香港是否可以找到更多的土地作為康樂用途？這所有的和更多的事情是需要解決才能實現「亞洲的都會城市」的夢想。

民主政治是解決香港問題的最好方法
諷刺地，香港不乏精明有能力的人為香港提出更有見地和可行的解決方案。

在香港民主促進會2003 年1月 16 日午餐會裡, 美國總領事祈俊文懇求香港特區政府接受更多由下至上的解決方案。他從地區政治形勢去解釋美國對香港的觀點，他說美國的最大敵人是恐怖主義。 然而﹐中國／香港／台灣被認為是友好的地區。 美國－中國的關係正在改善中，中國－台灣的關係是穩定的。既然中國渴望與台灣統一﹐香港可運用的空間是比香港政府所想像為多的。

然而﹐香港是不能假外求去解決香港自己的問題。再責怪董建華也不能解決我們現在的問題。如果香港能夠達到共識,能把我們的政治制度改變成為一個更開放、更民主,並且能兼容各種「由下到上」解決方案的政治體制,我們必定會使香港的將來改變成比現時更加好。然後所有香港人都需要利用我們的想像力,向中央政府解釋為什麼在香港實行民主政治,是更切合未來香港的發展和中國國情的。

主席
龍家麟